伦理是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。据我观察，也是困扰社会的一个议题。
就文字学上来解释，伦是一种分类，一种合理的分类。我们把一个人定位在性别、年龄或者不同的族群中，开始有了伦理上的归类，父亲、母亲、丈夫、妻子，都是伦理的归类。甚至男或女，都是一种伦理的归类。
人生下来后，就会被放进一个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适当位置，做了归类。在人类学上，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去检查这种归类的合理性以及不合理性，或者说它的变化性，当归类是不合理性的时候，我们会用一个词叫作「乱伦」。这个词在媒体、或者一般阐述道德的概念上常会用得到。如果做一份问卷调查：「你赞成乱伦吗？」大概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说不赞成。延续上一篇提到的，在思维孤独之中，社会上百分之零点一，或者是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人的想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，他也许觉得不应该立刻说赞成或者不赞成，而是要再想想什么是乱伦？
道德是预设的范围
乱伦就是将既有的人际关系分类重新调整，背叛了原来的分类原则，甚至对原来的分类原则产生怀疑，因而提出新的分类方式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古埃及文明距今约有四千多年，其中长达一千多年之久的时间，法老王的皇室采分类通婚，在人类学上称为「血缘内婚」，也就是为了确保皇室血缘的纯粹，皇室贵族不可以和其他家族的人通婚。
直到有一天，古埃及人发现血缘内婚所生下来的孩子，发生很多基因上的问题，智力也会比一般人差，于是演变为「血缘外婚」，也就是同一个家族内不可以通婚。
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所谓的「伦」和「乱伦」，其实是一直在适应不同时代对道德的看法。在血缘内婚的时代，埃及法老王娶他的妹妹为妻，或是父亲娶女儿为妻，是正常的，如果娶的是一个血缘不同、其他家族的人，那才叫作乱伦。
道德对人类的行为，预设了一个范围，范围内属于伦理，范围外的就是乱伦。而在转换的过程中，所有的伦理分类都要重新调整。我相信，人类今天也在面对一个巨大伦理重新调整的时代。举例而言，过去的君臣伦理已经被颠覆了，但是在转换的过程，我们还是存在一种意识形态：要忠于领袖人物。这个伦理在我父亲那一辈身上很明显，在我看来则是「愚忠」，可是我无法和父亲讨论这件事，一提到他就会翻脸，忠君爱国的伦理就是他的中心思想，不能够背叛。在古代，君臣伦理更是第一伦理，「君要臣死，臣不能不死」，不论自理不合理。如果从君臣伦理的角度来看，我们都乱伦了，我们都背叛了君臣之伦。
必须度过的难关
五伦之中，最难以撼动的是父子伦，也就是亲子之间的伦理。儒家文化说「百善孝为先，万恶淫为首」，意思是在所有的善行中，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孝；而所有的罪恶中以情欲最严重。所以汉代时有察举孝廉制度，乡里间会荐举孝子为官，认为凡是孝顺的人，就一定能当个好官。但是我们看东汉的政治，并没有因为察举制度改革官僚体制，反而有更多懦弱、伪善的官员出现。连带地，孝也变成伪善，是可以表演给别人看的。
但是直到今日，台湾还是可以看到，丧礼上丧家会请「孝女白琴」、「五子哭墓」来帮忙哭。孝在这里变成一种形式，一种表演，一个在本质上很伟大的伦理，已经被扭曲成只具备外在空壳的形式。
我们谈乱伦，其实里面有很多议题。今天我们可以说都乱伦了，因为我们违反了君臣伦理，也推翻了「君要臣死，臣不能不死」的第一伦理。可是，最难过的一关，也是我自己最大的难题－－父母的伦理，还是箝制着我们。
中国古代文学里，有一个背叛父母伦理的漏洞，就是《封神榜》哪咤。哪咤是割肉还父，割骨还母，他对抗父权权威到最后，觉得自己之所以亏欠父母，就是因为身体骨肉来自父母，所以他自杀，割肉还父，割骨还母，这个举动在《封神榜》里，埋伏着一个巨大的对伦理的颠覆。近几年，台湾导演蔡明亮拍电影《青少年哪咤》，就藉用了这个叛逆小孩形象，去颠覆社会既有的伦理。
相较之下，西方在亲子伦理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大。在希腊神话中，那个不听父亲警告的伊卡罗斯（Icarus），最后变成了悲剧英雄。
他的父亲三番两次地警告伊卡罗斯：他的翅膀是蜡制的，遇热就会融化，因此绝不可以高飞。可是伊卡罗斯不听，他想飞得很高，如果可以好好地飞一次，死亡亦无所谓；就像上一篇提到的飙车的年轻人，能够享受做自己主人的快感，死亡也是值得的。
伊卡罗斯和在某一段时间里地位尴尬的哪咤不一样，他变成了英雄，可是我相信在现代华人文化里，哪咤将成为一个新伦理；他割肉还父，割骨还母不是孝道，而是一种背叛，是表现他在父权母权压制下的孤独感。
我从小看《封神榜》，似懂非懂，读到哪咤失去肉身，变成一个飘流的灵魂，直到他的师父太乙真人帮助他以莲花化身，莲花成为哪咤新的身体，他才能背叛他的父亲。最后哪咤用一枝长矛，打碎父亲的庙宇，这是颠覆父权一个非常大的动作。
在传统的伦理观中，父权是不容背叛的，我们常说：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」，这也是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，可是这句话如何解释？
如果家族中，父亲说他要贿选，你同不同意？如果父亲说要用几亿公款为家族营私，你同不同意？许多政治、企业的家族，就是在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」前提下，最后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包庇犯罪。
延续上一篇〈思维孤独〉的观点，我一直期盼我们的社会能建立一个新的伦理，是以独立的个人为单位，先成为一个可以充分思考、完整的个人，再进而谈其他相对伦理的关系。如果自我的伦理是在一个不健全的状况下，就会发生前面所说的，家族伦理可能会让营私舞弊变成合理的行为。刚刚那一句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：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」，可能就因为家族里的私法大过社会公法，恰恰构成社会无法现代化的障碍。
孔子碰到过这样的矛盾。有个父亲偷了羊，被儿子告到官府，别人说这个儿子很正直，孔子大不以为然。他觉得：「怎么会是儿子告父亲？」这样的矛盾至今仍在，台湾许多的事件都是这个故事的翻版；家庭内部的营私舞弊能逃过法网、家族的扩大变成帮派，都是因为这样的矛盾。
如果我是孔子，听到这样的事，也会感到为难。这个「为难」是因为没有一种百分之百完美的道德；一个社会里，若是常发生儿子告爸爸的事，表示完全诉诸于法律条文，这样的社会很惨；一个社会里，若是儿子都不告爸爸，那也会产生诸多弊病，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」这样的讲题会继续延续。
这种为难就造成上一篇所说的思维的两极，如果你和孔子一样，关心的是道德，就会觉得儿子不能告爸爸，如果你关心的是法律，就会觉得儿子应该告爸爸。但是作为一个思维者，他会往中间靠近，而有了思辨的发生。
可是，孔子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结论：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」，你可以拿这八个字去检视在台湾所发生的大小弊案，他们没有错啊，他们都照孔子的话做了，可是这些问题如何解决？我相信，即使现在儿子按铃申告父亲舞弊，还是有人会指责他乱伦。但是如果能不要急着下结论，不要走向两极，多一点辩证，让两难的问题更两难，反而会让社会更健全、更平衡。
孔子会说：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」，是他在两难之中做的选择，我看了也很感动，因为一个只请法律的社会是很可怕、很无情的社会，而我相信这是他思考过后的结论。我不见得不赞成，但是当这个结论变成了八股文，变成考试的是非题时，这个结论就有问题了，因为没有思考。
道德和法律原本就有很多两难的模糊地带，这是我们在讲伦理孤独时要度过的难关，这个难关要如何通过，个人应如何斟酌，不会有固定的答案。
活出自己
我记得年少时，读到哪咤把肉身还给父母，变成游魂，最后找了与父母不相干的东西作为肉体的寄托，隐约感觉到那是当时的我最想做的背叛，我不希望有血缘，血缘是我巨大的负担和束缚。父母是我们最大的原罪，是一辈子还不了的亏欠，就是欠他骨肉，欠他血脉，所以当小说描述到哪咤割肉还父、割骨还母时，会带给读者那么大的震撼。可是，这个角色在过去饱受争议，大家不敢讨论他，因为在「百善孝为先」的前提之下，他是一个孤独的出走者。
哪咤不像希腊的伊卡罗斯成为悲剧英雄，受后人景仰。野兽派大师马谛斯有一幅昼，就是以伊卡罗斯为主角，画了黑色的身体、红色的心，飞翔在蓝色的天幕里，四周都是星辰，那是马谛斯心目中的伊卡罗斯。虽然他最终是坠落了，但他有一颗红色的心，他的心是热的，他年轻，他想活出他自己，他想背叛一切綑绑住他的东西‥‥
伊卡罗斯的父亲错了吗？不，他是对的，他告诉伊卡罗斯不要飞得太高，飞得太高会摔死，可是年轻的伊卡罗斯就是想尝试，他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？
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问题，我们的身体是属于谁的？在我们的文化里，有一个前提是：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」，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，所以连头发都不能随便修剪，否则就是背叛父母。
但在〈暴力孤独〉和〈思维孤独〉篇中，我提到，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暴力的冲动，所以会去刺青、穿孔、穿洞，做出这些事的人，他们认为身体发肤是我自己的，为什么不能毁伤？他从毁伤自己的身体里，完成一种美学的东西，是我们无法理解的。那么，究竟肉体的自主性，要如何去看待？
伦理的分类像公式
在《因为孤独的缘故》这本书里，有很多背叛伦理的部分。在〈热死鹦鹉〉中，医学系的学生爱上老师；在〈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〉里，读建筑设计的大学生回到家里，爸爸对他说，他要跟他的男朋友charlie到荷兰结婚了；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伦理所能理解的事情，可是正因为有这些只占百分之零点一的冰山一角，才能让我们看见，原有的伦理分类是不够的。
任何一种伦理的分类，就像是一道公式，很多人其实是在公式之外，可是因为这是「公认」的公式，大家不敢去质疑它，所以许多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伦理都有很大的问题。
在〈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〉中，大学生的父亲有妻子、儿子，完全符合伦理，可是他却引爆了一个颠覆伦理的炸弹，他要建立的新伦理是一直存在，却不容易被发现的事实。它可能就在你身边，可能就是你的父亲或丈夫，可是你不一定会发现，因为这个伦理是被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所掩盖了。
然而，当这个社会有了孤独的出走者，有了特立独行的思维性，这个伦理的迷障才有可能会解开。
另一种形式的监控
谈到伦理孤独，我想以自己的小说〈因为孤独的缘故〉作为例子。
当我在写作这篇小说时，身边有些故事在发生。八○年代后期，绑架儿童的案件层出不穷，每天翻开报纸都可以看到很耸动的标题，而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，就是原有的社区伦理结构改换了。
我记得小时候，居住在大龙峒的庙后面，社区里的人常常是不关门的。我放学回家时，妈妈不在家，隔壁的张妈妈就会跑来说：「你妈妈身体不舒服，去医院拿药，你先到我家来吃饭。」那个社区伦理是非常紧密的，紧密到你会觉得自己随时在照顾与监视中－－照顾与监视是两种不同的意义；张妈妈在我母亲不在时，找我去她家吃饭，这是照顾；有一次我逃学去看歌仔戏，突然后面「啪」的一巴掌打来，那也是张妈妈，她说：「你逃学，我要去告诉你妈妈。」这是监视。
传统的社区伦理有两种层面，很多人看到照顾的一面，会说：「你那个时代的人情好温暖。」可是就我而言，社区所有的事情都被监视着，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就会引起漫天流言耳语。那个时候，电视、广播没有那么流行，也没有八卦媒体，但因为社区结构的紧密，消息传播得比什么都快。
到了八○年代，台北市开始出现公寓型的新社区，愈来愈多人搬进公寓里，然后你会发现，公寓门窗上都加装了铁窗，而相邻公寓间的人不相往来。当家庭中的男人、女人都出去工作时，小孩就变成了「钥匙儿童」－－在那个年代出现的新名词，儿童脖子上挂着一串钥匙，自己去上学，放学后自己回家，吃饭也是自己一个人。
改变的不只是社区结构，我在大学教书时，从学生的自传中发现，单亲的比例愈来愈高，从三分之一渐渐提高到了二分之一。这在我的成长过程里，是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，不管夫妻之间感情再不睦，家庭暴力如何严重，夫妻两人就是不会离婚，因为在道德伦理规范下，离婚是一件很可耻的事。但在八○年代后，即使女性对于离婚的接受度也提高了－－不只是女性，但女性是较男性更难接受婚姻的离异。
这段期间，整个社会在面临一种转变，不仅是经济体制、社区关系，还有家庭型态也改变了，我在〈因为孤独的缘故〉这篇小说中，试图书写在整个社会伦理的转换阶段，人对自我定位的重新调整。
小说用第一人称「我」，写一个四十六、七岁左右，更年期后期的女性，她的身体状况及面临的问题。当时有点想到我的母亲，她在四十五岁之后有许多奇怪的现象，当时我约莫二十出头，没有听过什么更年期，也没有兴趣去了解，只是觉得怎么妈妈的身体常常不好，一下这边痛，一下那边不舒服。那时候几个兄弟姊妹都大了，离家就业求学，最小的弟弟也读大学住在宿舍，常常一接到妈妈的电话，就赶回家带她去看病，持续了一年多。有一天医生偷偷跟我说：「你要注意，你的母亲可能是更年期，她并没有什么病，只是会一直说着身体的不舒服。」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「更年期」这个名词，也去翻了一些书，了解到除了生理的自然现象外，一个带了六个孩子的专职母亲，在孩子长大离家后，面对屋子里的空洞和寂寞，她可能一下无法调适，所以会藉着生病让孩子返家照顾她。
就像医生对我说的，她的心理的问题大过身体的问题，她的一生都在为家庭奉献，变成了惯性，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，她一下子也停不下来，因为从来没有人鼓励她去发展自我的兴趣。所以我在小说里用「我」，来检视自己年轻时候，对母亲心理状态的疏忽，我假设「我」就是那个年代的母亲，卖掉公家的宿舍，因为孩子都离家了，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，和父亲一起住在一栋小公寓中。
「我」和丈夫之间的夫妻伦理，也不是那么亲密，不会讲什么心事，也不会出现外国电影里的拥抱、亲吻等动作－－我想我们一辈子也没看过父母亲做这件事，我们就生出来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时代生小孩和「爱」是两回事。我相信，我爸爸一辈子也没对我妈妈说过「我爱你」，甚至在老年后，彼此交谈的语言愈来愈少。回想起来，我父母在老年阶段一天交谈的话，大概不到十句。
小说里的「我」，面对比她大两岁的丈夫，戴着老花眼镜，每天都在读报纸。她很想跟他说说话，可是她所有讲出来的话都会被丈夫当作是无聊。她住在三楼的公寓，四楼有两户，一户是单身的刘老师，一个爱小孩出名的老先生；一户则是单亲妈妈张玉霞，带着一个叫「娃娃」的孩子。
张玉霞是职业妇女，有自己的工作，可是小说里的「我」，生活只有丈夫和小孩，当她唯一的孩子诗承到美国念书后，突然中断了与孩子的关系，白天丈夫去上班时，她一个人住在公寓里，很寂寞，就开始用听觉去判断在公寓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。她从脚步的快慢轻重，或是开锁的声音，听得出上楼的人是谁。例如张玉霞「开锁的声音比较快，一圈一圈急速地转着，然后框当一声铁门重撞之后，陷入很大的寂静中。」如果是张玉霞的儿子娃娃，一个八岁的小男孩，回来时就会像猫一样轻巧，他开门锁的声音也很小，好像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回来或者出去了。
小说里的「我」分析着公寓里别人的心理问题，自己却是处在最大的寂寞之中。如果你有住在公寓里的经验，你会发现公寓是很奇怪的听觉世界，楼上在做什么，你可以从声音去做判断，可是一开了门，彼此在楼梯间遇到，可能只有一句「早！」不太交谈，因为公寓里的伦理是疏远的。
小说里的「我」正经历更年期，丈夫也不太理她，所以她试图想找一个朋友，要和张玉霞来往。她碰到娃娃，问他姓什么，他说姓张。
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张玉霞时，就叫她张太太，没想到张玉霞回答她：「叫我张玉霞，我现在是单亲，娃娃跟我姓。」
「我」受到很大的打击，因为在她那一代的伦理，没有单亲，也没有孩子跟妈妈姓这种事情，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，当场愣在那里。
而小说里的张玉霞，是台湾一个小镇里的邮局女职员，她认识了一个在小镇当兵的男孩子，两个人认识交往，发生了关系，等到男孩子退伍离开小镇时，她怀孕了，可是却发现连这个男孩子的地址都没有。
她找到他的部队里去，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说：「这两年的兵役够无聊，要在这小镇上谈一次恋爱，两年后走了，各不相干。」张玉霞在这样的状况下，生下了娃娃，在唯一一次的恋爱经验里，充满了怨恨。可是她还是独立抚养娃娃长大，并让娃娃跟她的姓。
这样的伦理是小说中第一人称「我」所无法理解的，但在八○年代的年轻女性中逐渐成形，而在今日的台湾更是见怪不怪，我们在报纸上会读到名人说：「我没有结婚，但我想要个孩子。」这样的新伦理已经慢慢被接受了。
但对「我」而言，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，所以当天晚上睡觉时，她迫不及待地对先生说，「楼上四楼A的张太太丈夫不姓张唉！」等她说完，她的先生「冷静地从他老花眼镜的上方无表情地凝视着」，然后说了一句：「管那么多事！」仍然没有表情地继续看报纸。
这让「我」感到很挫折，他们一天对话不到十句，十句里可能都是「无聊！」、「多管闲事！」可是这是她最亲的人，伦理规定他们晚上要睡在一张床上，他们却没有任何关系，包括肉体、包括心灵，都没有。
我想，这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。一张床是一个伦理的空间，规定必须住在一起。可是在这张床上要做什么？要经营什么样的关系？却没有伦理来规范。也就是有伦理的空间，但没有实质内容。
我常举三个名词来说明这件事：性交、做爱、敦伦。我们很少用到「性交」这个词，觉得它很难听，可是它是个很科学的名称，是一种很客观的行为纪录。「做爱」这个名词比较被现代人接受，好像它不只是一种科学上的行为，还有一种情感、心灵上的交流，不过在我父母那一代，他们连「做爱」这两个字都不太敢用，他们会说「敦伦」。
小时候我读到《胡适日记》上说，「今日与老妻敦伦一次。」我不懂敦伦是什么，就跑去问母亲，母亲回答我：「小孩子问这个做什么？」直到长大后，我才了解原来敦偷指的就是性交、做爱。「敦」是做、完成的意思，敦伦意指「完成伦理」，也就是这个行为是为了完成伦理上的目的－－生一个孩子，所以不可以叫作「做爱」，做爱是为了享乐；更不能叫作「性交」，那是动物性的、野蛮的。
很有趣的是，这三个名词指的是同一件事情，却是三种伦理。所以你到底是在性交、做爱，还是敦伦？你自己判断。这是伦理孤独里的一课，你要自己去寻找，在一个伦理空间里，要完成什么样的生命行为？是欲念、是快乐、是一种动物本能，还是遵守规范？你如果能去细分、去思辨这三种层次的差别，你就能在伦理这张巨大的、包覆的网中，确定自己的定位。
伦理是保护还是牢笼？
当小说里的「我」面对巨大的寂寞，寂寞到在公寓里用听觉判别所有的事物，丈夫又总是嫌她多管闲事时，有一天她想出走了。她想，为什么张玉霞可以那么自信地告诉别人她是单亲妈妈，而「我」不行？
既然小孩都长大出国念书了，「我」也可以离婚、也可以出走啊！
她走出去了，走到巷口，就遇到眼镜行的老板，她和丈夫前几天去配眼镜，还在店里吵起来。眼镜行老板对她说：「回家吗？再见哦。」这个「我」就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了。她发现她过去所遵守的伦理是被一个巷子里的人认可的，她要走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？她根本不是一个「个人」。
一个中年的妇人，在一个地区住一段时间，她不再是她自己，她同时也是某某人的太太，当她走在路上遇到人时，别人问候的不只是她，也会问起她的先生。她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。她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收入，也不敢去找旅馆，她唯一拥有的是一把钥匙，家里的钥匙。
对一个习惯伦理规范的人，伦理孤独是一件很可怕、让人不知所措的事，就像在茫茫大海之上。所以对这个中年妇人「我」而言，她最伟大的出走，就是走到巷口，又回头了。这次出走，除了她自己，没有人知道。眼镜行老板也不会知道她曾经有出走的念头。
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。我的大学同学告诉我，她有一天跟先生闹得不愉快，想出走，可是站在忠孝东路站好久，发现没有地方可去。
我想，她不是真的无处可去，而是她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告诉任何人，她可以出走，因为她没有任何信仰支持她这么做，因为当一个人的自我长期消失了三、四十年之后，怎么也找不回来了。
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篇小说会用第一人称，而且是写一个中年妇人，我的想法是能够设身处地去写这么一个人，假如我是一个这样的女性，我的顾虑会是什么？我自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人，随时包包一收就飞到欧洲去了，我无法想像我的母亲一辈子都没做过这样的事，甚至连独自出走一天都无法完成。伦理对她是保护还是牢笼？这又是另一个两难的问题。
她有没有一个去寻找自我的机会？我们从来不敢去问这个问题，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问父母的话，我相信她会哭，她会吓一跳。
我有一个学生，在国外住很久了，每隔几年会回来探望在中南部的父母。他的母亲不打电话则已，打给他就是抱怨他的父亲，爱赌博、把积蓄拿去炒股票都没有了‥‥他的记忆里，从小开始，母亲就一直在抱怨爸爸。后来，他到国外去，再回国时，一样听他母亲抱怨，抱怨到最后就是哭，然后说：「我受不了了，我没办法再跟他生活下去。」
这些话一再重复，重复到我这个朋友也受不了，他就跟母亲说：「好，我明天就带妳去办离婚。」结果母亲哭得更大声，很生气地骂他：「你这不孝的孩子，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怎么可以这样做？」
这就是伦理的纠缠，她无法把离婚这个行为合理化，只能抱怨，不停地抱怨，把抱怨变成伦理的一部分。她认同了抱怨的角色，她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扮演这个角色。你看电视剧里那些婆婆、媳妇的角色，不也都是如此？这种剧情总是卖点，代表了伦理孤独里那个潜意识的结一直存在，而且大部分是女性。
所以她会选择哭、选择抱怨，她拒绝思维；如果她开始思维，她不会哭的，她会想怎么解决问题？可是她选择哭，表示她只是想发泄情绪而已。
孤独的同义词是出走，从群体、类别、规范里走出去，需要对自我很诚实，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气，才能走到群众外围，回看自身处境。
今天若有个女性说：「我没有结婚啊，我没有丈夫，只有一个孩子。」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，她还需要体制的支持，才能够做这件事。
台湾的确处于转型的时刻，使我们在面对各种现象时，可以去进行思维，如果我们可以不那么快下结论的话，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厘清伦理孤独的状态。
心理上的失踪
「我」这个中年妇人出走到巷子口，又回家了，她继续关在公寓里，继续听每一家的钥匙怎么打开，怎么关门。
有一次「我」和张玉霞聊天时，提到她很讨厌住在四楼B的刘老师。张玉霞说，「他很爱孩子唉！」「有几次我和娃娃一起，遇见了他，他就放慢脚步，跟娃娃微笑。」但是这个「我」还是觉得刘老师很怪异，身上有一种「近于肉类或蔬菜在冬天慢慢萎缩变黄脱水的气味」。
这个单身的刘老师，从小学退休之后，常常在垃圾堆里捡人家丢掉的洋娃娃，有一次在楼梯间刚好遇到第一人称的「我」，他拿着一个破损的洋娃娃头，向「我」展示，说这洋娃娃的眼睛还会眨。刘老师经常捡一些破损的洋娃娃头、手、脚回来，放在黑色的木柜里，而这件事就和社会事件中频频发生的儿童失踪案连结在一起。
失踪不一定是具体的失踪，可能是心理上的失踪。如果你有看过法国超现实导演布纽尔（Luis Bunuel）的作品《自由的幻影》（LeFantome de la liberte），里面有一段以超现实的手法，处理儿童失踪。那一段是老师在课堂上点名，点到了Alice，Alice也喊了「有」，可是老师却说她失踪了，马上通知家长来。她的父母到了学校，Alice说：「我在这里。」但爸爸妈妈说：「嘘，不要讲话。」然后转头问老师：「她怎么会失踪？」
失踪在电影里变成了另一种现象，其实人在，你却觉得他不在。
例如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，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，对彼此而言却是失踪的状态。我们一直觉得被绑架才叫失踪，可是如果你从不在意一个人，那么那个人对你而言，不也是失踪了。
电影启发了我把失踪转向一个心理的状态，表示失踪的人在别人心里消失了，没有一点具体的重量。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单亲妈妈，孩子很小的时候，她的工作正忙，晚上应酬也很多，她没有太多时间陪小孩，就让小孩挂串钥匙上下学。她也很心疼小孩，却没办法陪伴她，又很担心孩子被绑架，所以她就在每天晚上回家时，孩子己经写完功课准备要睡了，她硬拉着小孩一起练习各种被绑架的逃脱术。有一次，她就在我面前表演，戴上绑匪的帽子、口罩，让孩子练习逃脱。
当时我觉得好可怕，就像军队的震撼教育一样，可是让我更震撼的是，这个城市的父母都已经被儿童绑架事件惊吓到觉得孩子都不在了，孩子明明在她面前，却觉得她已经失踪了。
朋友的故事变成小说里，张玉霞和孩子娃娃每天晚上的「特别训练」。而住在三楼的这个「我」，每天晚上就会听到各种乒乒乓乓的声音。
爱成了寄托，丧失了自我
这个公寓里最大的寂寞者——「我」，因为没办法出走，就把生命寄托在儿子身上，所以她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在收到儿子诗承寄来的信时，拿着红笔勾出重点，她每读一次，就觉得还有重点没昼到，再画一次。他的儿子读法律，寄来的信很少问候父母，都是摘录一些中文报纸上的新闻，有一次提到了儿童失踪案，引起了「我」的兴趣，她开始搜集报纸上的报导，准备要寄给儿子。
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「我」这个中年妇女，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居住在遥远美国的儿子身上，他所关心的事情，就变成她关心的事情。
－－当我们在伦理的网络之中，很难自觉到孤独，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自我，而这个自我的失去，有时候我们称之为「爱」，因为没有把自己充分完成，这份爱变成丧失自我主要的原因。
有一天，娃娃失踪了。失踪不再只是新闻报导，而变成一个具体事件，而且是在「我」住处楼上发生的事情。娃娃的母亲张玉霞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，而这一切是「我」所预知的，她听着下班后的张玉霞上楼、开锁、关门的声音，然后她走到房门边，「等候着张玉霞在房中大叫，然后披头散发地冲下三楼，按我的门铃，疯狂地捶打我的房门，哭倒在我的怀中说：『娃娃失踪了。』」 人在某一种寂寞的状态，会变得非常神经质，敏锐到能看到一些预兆，而使得假象变成真相。
布纽尔另一部电影《厨娘日记》（Le Journal d’une femme dechambre），叙述一个绅士在妻子死后，雇用一个厨娘，厨娘在日记里写着这个外表行为举止都很优雅的绅士，其实是一个好色之徒，常常偷看她洗澡更衣。这部电影有一大半是在对比这个绅士的里外不一，一直到最后才揭晓，原来偷窥是厨娘长期寂寞里所产生的性幻想。
所以小说里的「我」听到张玉霞的尖叫声、哭声，然后冲下来按门铃，哭倒在她怀中，这是幻想还是真实发生？我们不知道。她开始安慰张玉霞，然后报警，三天后来了一个年轻俊美的警察，警察到她家就说，他是「为了多了解一点有关刘老师的生活」而来，他们都觉得刘老师最有嫌疑，因为刘老师非常爱娃娃，在楼梯间遇到时就会对他微笑，摸摸他的头，还会买糖给他。
在儿童失踪案经常发生的时期，一些原本爱小孩的人，看到小孩都不敢再靠近了，怕让人误会。这个刘老师原本是大家口中的好人，因为他特别爱孩子，他退休后还会到小学门口，陪孩子玩，教他们做功课。可是在儿童绑架勒索案愈来愈多时，人们开始怀疑他，甚至是怀疑这个糟老头是不是有恋童症？刘老师突然就从一个慈父的形象，变成了恋童癖。
一成不变的危机
当年轻的警察看到茶几玻璃板下压的一张诗承的照片，随即涨红了脸，「他说是诗承在某南部的市镇服役时认识的，那时他正在一所警察学校读书，他们在每个营区的休假日便相约在火车站，一起到附近的海边玩。」
作为母亲的「我」听完吓了一跳，诗承当兵时从来没有跟她说过和一个警察这么要好，这时候他身为母亲的寂寞，以及伦理中的唯一连系，再次面临了危机。
我其实是想一步一步解散这个「我」引以为安的伦理，因为所有伦理的线都是自己所假设的，其实它无法綑绑任何东西，也连系不起任何东西。如果没有在完成自我的状态下，所有的线都是虚拟假设的。
在小说里「我」是真正的主角，虽然很多朋友看小说，会觉得刘老师是主角，或张玉霞是主角，但是我自己在撰写时，主角是假设为第一人称的这个「我」，我就让她一步一步地面临伦理的崩解，而和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去做一个对比，而这个角色可能是我的母亲，可能是我的朋友，也可能是许许多多的中年女性，当她们把伦理作为一生的职责时，所面临到的困境。
这个问题不只在台湾，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。在日本，离婚率最高的年龄层是在中年以后，就是孩子长大离家后，做妻子的觉得该尽的责任已经尽了，便提出离婚，说：「我再也不要忍受了」，往往会把丈夫吓一大跳。这样的报导愈来愈多，不像我们所想像的年轻夫妻才会离婚。
有人说，这是因为婚姻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伦理的完成，当伦理完成以后，她就可以去追寻自我了。但我觉得应该是在充分地完成自我之后，再去建构伦理，伦理会更完整。
小说的最后，警员拿到了搜索令，进去刘老师的房间，发现一个好大的黑色柜子，打开柜子，里面都是洋娃娃的头、手、脚．残破的身体。他没有绑架儿童，他只是搜集了一些破损的洋娃娃，可是这个打开柜子的画面，会给人一种很奇怪的联想。我常在垃圾堆里看到一些人形的东西，例如洋娃娃，一个完整的洋娃娃是被宠爱的，可是当它坏了以后——我们很少注意到，儿童是会对玩具表现暴力，我常常看到孩子在玩洋娃娃时，是把它的手拔掉或是把头拔掉－－这些残断的肢体会引起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奇异的联想。
最后的结尾，我并没有给一个固定的答案，只是觉得这个画面诉说一股沉重的忧伤，好像是拼接不起来的形态。
基督教的故事里，有一则屠杀婴儿的故事。在耶稣诞生时，民间传说「万王之王」（The King of Kings）诞生了，当时的国王很害怕，就下令把当年出生的婴儿都杀死。所以我们在西方的画作里，会看到一幅哭嚎的母亲在一堆婴儿尸体旁，士兵正持刀杀害婴儿。我想，这是一种潜意识，因为杀害婴儿是一种最难以忍受的暴力，称之为「无辜的屠杀」，因为婴儿是最无辜的，他什么都没有做就被杀死了。我以木柜里残破的洋娃娃这样一个画面，试图唤起这种潜意识，勾引起对生命本能的恐惧，进一步去探讨在台湾社会里一些与伦理纠缠不清的个案，藉由它去碰撞一些固定的伦理形态——所谓「固定」就是一成不变的，凡是一成不变的伦理都是最危险的。
当埃及「血缘内婚」是一成不变的伦理时，所有不与家族血缘通婚的人，都会被当成乱伦。所以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在这个时代所坚持的伦理，会不会在另一个时代被当成乱伦？人类的新伦理又将面对什么样的状况？
先个体后伦理
比较容易解答的是，在清朝一夫多妻是社会认同的伦理，而且是好伦理，是社会地位高、经济条件富裕的人，才有可能娶妾，而且会被传为佳话、传为美谈。可是现在，婚姻的伦理己经转换了。而同一个时代，在台湾和在阿拉伯的婚姻伦理也不一样。
我相信，伦理本身是有弹性的，如何坚持伦理，又能保持伦理在递变过程中的弹性，是我认为的两难。大概对于伦理的思维，还是要回到绝对的个体，回到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个体，当个体完成了，伦理才有可能架构起来。
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，他们的伦理经历了一次颠覆，比较回到了个体。当然，西方人对「个体」的观念，是早于东方，在希腊时代就以个体作为主要的单元。而以个体为主体的伦理，所发展出的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，都不会变成一种固定的约制、倚赖，而是彼此配合和尊重。
许多华人移民到欧美国家，面临的第一个困境，就是伦理的困境。我妹妹移民美国后，有一次她很困扰地告诉我，她有一天对七岁的小孩说：「你不听话，我打死你。」这个小孩跑出去打电话给社会局，社会局的人就来了，质问她是不是有家庭暴力？我妹妹无法了解，她说：「我是他的母亲，我这么爱他。」她完全是从东方的伦理角度来看这件事。
对我们而言，哪咤之所以割肉还父，割骨还母，是因为身体是我们对于父母的原罪，父母打小孩也是理所当然。可是西方人不这么认为，他们觉得孩子不属于父母，孩子是公民，国家要保护公民，即使是父亲、母亲也不能伤害他。 现在在台湾，社会局也在做同样的事，保护孩子不受家庭暴力的威胁，可是你会发现，我们的家庭仍在抗拒，认为「这是我们家的事」，最后就私了－－伦理就是私了，而不是提到公众的部分去讨论。
伦理构成中私的部分，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」的这个部分，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被掩盖了。例如家庭性暴力，有时候女儿被父亲性侵害，母亲明明知道，却不讲的，她觉得这是「家丑」，而家丑是不能外扬的。她没有孩子是独立个体、是公民的概念，所以会去掩盖事实，构成了伦理徇私的状况。
你如果注意的话，这种现象在台湾还是存在，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。我没有下结论说我们一定要学习西方人的法治观，也没有说一定要遵守传统的伦理道德，我们要思考的是，如何在这个两难的问题里，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
做父亲的拿掉父亲的身分后，是一个男子；做女儿的去掉「女儿」的身分，是一个女性，而古埃及「血缘内婚」的文化基因可能至今仍有影响力，所以父亲与女儿之间的暧昧关系还在发生，只是我们会认为这是败德的事情、不可以谈论的事。而这些案例的持续发生，正是说明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，人是在道德的艰难里，才有道德的坚持和意义。
如果道德是很容易的事情，道德没有意义。我的意思是，做父亲的必须克制本能、了结欲望，使其能达到平衡，而不发生对女儿的暴力，是他在两难当中做了最大的思维。思维会帮助个体健康起来，成熟起来。
从各个角度来看，伦理就是分类和既定价值调整的问题，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把「乱伦」这两个字用「重新分类」来代替，不要再用「乱伦」，因为这两个字有很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，而说「人类道德伦理的重新分类、重新调整」，就会变成一个思维的语言，可能古埃及需要重新分类，华人世界里也要重新分类，订定搬演的角色，并且让所有的角色都有互换的机会，会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伦理。
前阵子，我有个担任公司小主管的朋友就告诉我，他觉得太太管女儿太严，他只有一个女儿，对她是万般宠爱，总是希望能给她最好的，可是太太就觉得要让女儿有规矩，要严厉管教。
从这里我们看到，伦理与社会条件、经济条件都有关，伦理不是一个主观决定的东西，而是要从很多很多客观条件去进行分析，得到一个最合理的状况。如果没有经过客观的分析，那么伦理就只是一种保守的概念，在一代一代的延续中，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受伤。
伦理也是一种暴力？
我们不太敢承认，可是伦理有时候的确是非常大的暴力。我们觉得伦理是爱，但就像我在暴力孤独里丢出来的问题：母爱有没有可能是暴力？如果老师出一个作文题目「母爱」，没有一个人会写「这是一种暴力」，可是如果有百分之零点一的人写出「母爱是暴力」时，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重视。
我在服装店碰到一对母女，母亲就是一直指责女儿，说她怎么买这件衣服、那件衣服，都这么难看，所有服装店里的人都听见了，有人试图出言缓和时，这个母亲说：「对呀，你看，她到现在还没结婚。」我们就不敢再讲话了，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母亲以母爱之名，什么话都能讲了。这是不是暴力？
这时候，我不想跟妈妈讲话，我想跟那个沉默的女儿说：「妳为什么不反抗？妳的自我到哪里去了？妳所遵守的伦理到底是什么？」
我在一九九九年写〈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〉时，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到更有机会去揭发伦理的真相，主角发生的事也可能在我们身边发生。主角Ming是个大学生，他的爸爸跟母亲已经分居了一段时间，这对夫妻在大学认识，是很知性的人，从来不曾吵架，他们结婚生子是因为遵守伦理的规律，不是因为爱或什么。
所以当这个父亲最后决定和Charlie去荷兰结婚时，他在咖啡厅里和妻子谈，他和妻子都回到了个体的身分，他们把家庭伦理假象戳了一个洞，使其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而我想这是一个漏洞，而伦理的漏洞，往往就是伦理重整的开始。
一个渴望伦理大团圆的人，不会让你发现伦理有漏洞。你看传统戏剧，最后总是来个大团圆，而这个团圆会让你感动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无奈的渴望。
你看《四郎探母》这个戏最后怎么可能大团圆，两国交战，杨四郎（延辉）打败了被俘虏，他隐姓埋名，不告诉别人他有个老妈，还是元帅，也隐瞒他有个妻子四夫人，结果番邦公主看上他武艺双全，将他招为射马，十五年生了一个儿子，夫妻也很恩爱。这已经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了，一边是母亲，是「百善孝为先」，一边是妻子，也是杀死他的父亲、令他家破人亡的仇人，四郎该如何取舍？
后来，佘太君亲自带兵到边界，四郎有机会见到母亲，只好跟番邦公主坦白。番邦公主才知道原来丈夫是自己的仇家，她威胁要去告诉母后（萧太后）把他杀头，但一说完就哭起来了，到底四郎还是她的丈夫，在伦理的纠缠中，又变成了一个两难的困境。最后番邦公主还是悄悄地帮忙四郎，让他见到了母亲。对番邦公主而言，这是冒一个很大的险，因为杨四郎可能一去就不回了。
杨四郎回去之后，跪在母亲面前，哭着忏悔自己十五年来没有尽孝。可是匆匆见一面，他又要赶着回去，佘太君骂他：「难道你不知道天地为大，忠孝当先吗？你还要回去辽邦。」杨四郎在舞台上，哭着说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可是如果他不回去，公主就会被斩头，因为她放走了俘虏。
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精釆的伦理两难，可是到最后不知怎的又变成了大团圆，这怎么可能大团圆，不要忘了他还有一个元配，元配打了他一个耳光后，面临的又是另一个伦理的纠缠。
粉饰太平的大团圆
《四郎探母》为什么用大团圆？因为大团圆是一个不用深入探究的结局。可是如果一个有哲学思维的人，他会把这些伦理道德上的两难，变成历史最真实的教材。
张爱玲看《薛平贵与王宝钏》就不认同最后大团圆的结局。王赛钏苦守寒窑十八年，靠野菜维生，薛平贵在外地娶了代战公主，回来还要先试探妻子是不是还记得他，是不是对他忠心？因为十八年的分别，早已认不出对方。薛平贵先假装是朋友，调戏王宝钏，才发现王宝钏住在寒窑里不与人来往，苦苦守候着他。后来代战公主出来，对王宝钏说：「妳是大我是小。」两个人要一起服侍薛平贵，这是大团圆的结局。张爱玲在小说里就写，这个结局好恐布，面对一个美丽、能干又掌兵权的公主，你可以活几天？
你渴望大团圆吗？还是渴望揭发一些看起来不舒服的东西。
儒家的大团圆往往是让「不舒服的东西」假装不存在。就像过年时不讲「死」字，或是公寓大楼没有四楼；死亡是伦理这么大的命题，不可能不存在，我们却用「假装」去回避。当孔子说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或者我们平常不说「四」而说「三加一」时，就是在回避死亡，这时候伦理有可能揭发出一些真相吗？我们要粉饰太平地只看大团圆的结局？还是要忍住眼泪，忍住悲痛，去看一些真相？这也是一个两难。
我想，上千年的大团圆文化的确会带给人一种感动，也会使人产生向往，可是伦理不总是那么美好，伦理缺憾的那个部分，以及在伦理之中孤独的人，我们要如何看待？
即使我们与最亲密的人拥抱在一起，我们还是孤独的，在那一剎那就让我们认识到伦理的本质就是孤独，因为再绵密的人际网络，也无法将人与人合为一体，就像柏拉图说的，人注定要被劈开，去寻找另一半，而且总是找错。大团圆的文化是让我们偶尔陶醉一下，以为自己找到了另一半，可是只要你清醒了，你就知道个体的孤独性不可能被他者替代了。但不要误会这就没有爱了，而是在个体更独立的状态下，他的爱才会更成熟，不会是陶醉，也不会是倚赖。成熟的爱是倚靠不是倚赖，倚靠是在你偶尔疲倦的时候可以靠一下休息一下，倚赖则是赖着不走了。
我们常常把伦理当作倚赖，子女对父母、父母对子女都是。我在大陆看到一胎化的子女，受到父母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的宠爱，有人觉得这样很幸福，我却觉得很可怕，因为当孩子长大后，这些人会反过来倚赖他，那是多么沉重啊！
当我们可以从健全的个体出发，倚靠不会变成倚赖，倚靠也不会变成一种常态，因为自己是可以独立的，不管对父母、对子女、对情人、对朋友，会产生一种遇到知己的喜悦，而不是盲目的沉醉，如此一来，所建构出来的伦理也会是更健全的。
打开自己的抽屉
伦理孤独是当前社会最难走过的一环，也最不容易察觉，一方面是伦理本身有一个最大的掩护－－爱，因为爱是无法对抗的，我们可以对抗恨，很难去对抗爱。然而，个体孤独的健全就是要对抗不恰当的爱，将不恰当的爱做理性的分类纾解，才有可能保有孤独的空间。
孤独空间不只是实质的空间，还包括心灵上的空间，即使是面对最亲最亲的人，都应该保有自己孤独的隐私，要保有自己的心事，即使是夫妻，即使是父母与子女，就像在〈因为孤独的缘故〉里，中年妇女「我」因为儿子诗承没有告诉她自己认识了一名警察，而且彼此有过一段愉快的相处，而感到不舒服。可是对儿子而言，这是他生命中重要且美好的部分，他可以把这件事放在心灵的抽屉里，不一定要打开它。
西方心理学会主张，要把心理的抽屉全部打开，心灵才会是开放的，可是我觉得个体是可以保有几个抽屉，不必打开；就像我在写作书画的过程中，是不会让别人来参与，我觉得这样才能保有创作的完整性，得到的快乐也才会是完整的。同时，我也尊重他人会有几扇不开启的抽屉。一个不断地把心神精力用在关心别人那些不打开的抽屉的人，一定是自我不够完整的人，他有很大很大的不满足，而想用这种偷窥去满足。
我认为这个社会，需要把这种偷窥性减低，回过头来完成自己。
可是我们回顾这几年来媒体新闻的重大事件，都是在想着打开别人的抽屉，而不是打开自己的抽屉，而且乐此不疲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
在二○○二年的最后几天，我开始在想，我自己有几个没有打开的抽屉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别人说：「你这么孤独呀？只看自己的抽屉。」我会说：「是，但这种孤独很圆满，我在凝视我自己的抽屉，这个抽屉可能整理得很好，可能杂乱不堪，这是我要去面对的。」
我相信，一个直正完整快乐的人，不需要藉助别人的隐私来使自己丰富，他自己就能让生命丰富起来。
在破碎重整中找回自我
没有思维的伦理很容易变成堕落，因为太习以为常。例如想到婆媳关系，就联想到哭哭啼啼的画面，可是现代人的婆媳关系是可以有更多面向的。如果你觉得在一个传统固定的伦理里待太久了，思想会不自觉地受到传统伦理的制约，我会建议你去看阿莫多瓦（PedroAlmodovar）与帕索里尼（Pier Paolo Pasolini）的电影，你就有机会去整顿自己，可是你一定会骂：「怎么要我去看这种电影？」
我自己在一九七六年看到帕索里尼的电影时，也是一边看一边骂，我骂他怎会把艺术玩到这种地步，你看他的《美狄亚》、《十曰谈》、《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》会觉得毛骨悚然，他会让你看到一个背叛美学的东西，我记得首映时，很多人看到吐出来了。而西班牙导演阿莫
多瓦的《我的母亲》这部片，完全就是伦理的颠覆，可是里面有种惊人的爱，他在变性人、爱滋病人、妓女身上，看到一种真挚的爱，与我们温柔敦厚的伦理完全不一样。
我自己在阿莫多瓦与帕索里尼的电影里，可以完全撕裂粉碎，然后再回到儒家的文化里重整，如果不是这个撕裂的过程，我可能会陷入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」的危险之中。任何一种教育如果不能让你的思维彻底破碎的，都不够力量；让自己在一张画、一首音乐、一部电影、一件文学作品前彻底破碎，然后再回到自己的信仰里重整，如果你无法回到原有的信仰里重整，那么这个信仰不值得信仰，不如丢了算了。
期盼每一个人都能在破碎重整的过程中找回自己的伦理孤独。
本文摘自蒋勋《孤独六讲》
*作者：蒋勋，台湾作家、画家、诗人、美学家，本音频由蒋勋美学粉丝团整理剪辑，仅供交流学习所用，不作商用！版权归蒋勋所有，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。谢谢！^_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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